◎  本报记者 刘晓慧

　　能源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

　　然而，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推动人类社会陆续从渔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步入到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一系列严峻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成为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的总体布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社会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未来的发展逐渐开启低碳新时代，并反推新一轮能源革命与经济结构升级，成为推动社会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风能

　　能源转型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0年，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约1.1摄氏度。气候变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已经对当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气候的持续变化将意味着受影响威胁的地区数量和范围将持续扩大。地球炎热和潮湿程度加剧，到2030年，约1.6亿至2亿人将生活在超出健康人体承受阈值的环境，其年均出现概率约为5%。海洋变暖将减少渔获，这将影响到6.5亿至8亿依赖渔业收入的人群的生计。随着全球均温上升，全球气候灾害在增加，比如致命热浪、极端降水和飓风等，而且也将进一步加剧诸如干旱、高温胁迫和海平面上升等慢性灾害，并对全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到2050年，在全球受影响地区，因极度炎热或潮湿而损失的年度户外劳动工时平均比例将从当前的10%上升到15%至20%。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更大风险。

　　而应对气候风险，需要更加系统化的风险管理、加速适应和推进脱碳进程，唯有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方可阻止进一步的气候变暖和风险加剧。

　　能源资源转型已经被提到决定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能源转型”一词最早来源于德国。1982年，德国应用生态学研究所出版了《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一书，首次提出了能源转型（Energiewende）的概念，提出主导能源要从石油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

　　随着能源转型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2007年，我国第一份能源白皮书——《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发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能源转型道路正式开启。

　　2015年，《巴黎协定》颁布，提出将本世纪内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至少限制在2°C以内这一目标，这就要求全球能源系统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即从化石燃料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高效能源体系。

　　至此，全球范围的能源转型之路加速开启。加快以清洁低碳和智能高效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性的重大战略行动。

　　太阳能

　　能源资源转型推动改变供需不均衡格局

　　当前，全球能源供需呈现出“两带三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美国页岩革命和“能源独立”战略推动全球油气生产趋向西移，并最终形成以中东和美洲为核心的两个油气生产带，但油气主要生产国油气生产量远大于消费量，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主要分布在亚太、北美和欧洲。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亚太地区的需求开始引领世界石油需求增长，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匮乏，消费需求量大，严重影响区域能源安全，迫切需要通过能源转型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

　　同时，新能源成本优势凸显推动能源资源转型加速。

　　从价格角度看，成本优势是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新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效应、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20世纪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优势成就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当前，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成本大幅降低，已达到甚至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形成强有力竞争格局。随着新能源技术进步、规模化经济、供应链竞争日益激烈和开发商经验日益增长等因素的推动，新能源发电成本仍将继续下降。

　　另外，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引领能源资源转型。

　　能源消费电气化是能源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随着储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技术的稳步提升，电气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近50年来，全球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上升至20%，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7%；随着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发电量的份额逐步增加，到2050年，全球总发电量将达到约48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速为2%，在能源终端消费中的比重将提高到50%～60%，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75%～80%。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资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推动能源转型变革，既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也是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2014年和2016年，我国相继颁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要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

　　地热能

　　能源资源转型是保障能源安全必然选择

　　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两大动力驱动了能源发展，而“能源独立”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障和安全的基石。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目前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油气占56%，处在油气为主的时代，而中国煤炭消费占59.1%，仍处在煤炭为主的时代。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原煤产量、消费量同比分别增长5.7%、4.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0%，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一次能源生产总量43.3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2%；原煤产量为41.3亿吨，同比增长5.7%。初步核算，202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2%。煤炭消费量增长4.6%，原油消费量增长4.1%，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5%，电力消费量增长10.3%。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0%，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5%，上升1.2个百分点。

　　自2015以来，我国进口煤总量连续攀升，屡创新高。《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相关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煤炭进口量全球第一，为30411.8万吨。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我国进口煤及褐煤3.23亿吨，同比增加6.6%，全年累计进口总金额2319.3亿元，较上年增长64.1%，煤炭进口量再次全球夺冠。而在未来，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全品类供应链供应商，70%的电厂仍需要通过火力煤炭能源发电。据专家预测，煤炭消费最近5年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与石油等传统能源方面受制于人分不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进口原油5.1亿吨，比上年增长9.5%，从2015年开始就是石油第一大进口国，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原油产量达1.99亿吨，同比增长2.4%；天然气产量为205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2%，连续5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同时，主要石化产品的进口量、消费量和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也在增加。2021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为5.13亿吨，同比下降5.3%，首次出现下降；原油对外依存度由上年度的73.6%降至72%，下降1.6%。但相关专家表示，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由升转降，并不意味着原油消费量和进口量的峰值已现，这只是我国消费市场对国际原油供求和价格的一次正常反应。

　　尽管我国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巨大，但一直缺乏石油的定价权，且由于石油储备能力不强，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油价涨跌，给国内工业化带来了沉重成本负担。

　　可见，能源转型能够减轻石油、动力煤等传统能源对我国经济的制约，提升能源自给水平，有利于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就当前形势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一方面要抓好煤炭、油气的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还要积极有序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扎实推进抽水蓄能电站等方面重点项目，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清洁能源优化组合，为确保能源资源安全，稳定宏观经济，推进能源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能源资源转型有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能源资源产业长期以来以资源采掘工业和初级加工业为主体，发展方式单一粗放。而自然资源本身存在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的局限性，难以满足资源的无限性开发利用。且由于多年来对自然资源进行高强度的开采利用，生产技术的落后，资源利用水平较低，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以及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当前多数资源种类枯竭性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就产业本身而言，由于资源开发难度的提升导致资源开采成本提高，使产业本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失去了原有的行业竞争优势。

　　凭借着我国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长期以来，能源资源产业在我国工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支撑地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也正因如此，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依赖自然资源，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及生态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风险隐患。

　　随着外部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变革，依靠能源资源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可持续。

　　能源资源产业在发展中面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而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举措。绿色发展倡导的是一种低碳、环保、节约的发展模式，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对矛盾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当前，在能源资源行业中大力推行绿色经济，实现行业发展绿色转型，积极推动能源供给的改革和创新，在促进不可再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推进能源绿色生产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构建多种动力、全面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探索出一条能源资源行业绿色转型的新路子，同时化解资源环境的困境难题。

　　能源资源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利用能源历程看，从木柴到煤炭，从煤炭到油气，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均呈现出能源品质从高碳到低碳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而太阳能、水电、核能、生物质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具有清洁、无碳的天然属性。因此，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转型具有清洁化、低碳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能源体系逐渐形成了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新能源“四分天下”的格局，且新能源的消费量和占比稳步上升，能源低碳化、去碳化的趋势持续加强。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意味着一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时代结束，一个全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即将开始。煤炭工业革命从高碳向清洁低碳转型、油气工业革命从常规油气向低成本非常规油气转型、能源工业革命从化石能源向无碳新能源转型、能源管理革命从单能利用向多能融合智慧化转型。可再生能源也将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力军成长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主力军。

　　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创造了全球约16.27%的GDP，但是一次能源消费约占全世界的24%。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测算，我国单位GDP的能耗约99焦耳/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7倍，单位GDP碳排放0.69千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7倍，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发电与供热、制造与建筑、交通运输三大领域占据了我国89%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从细分行业看，电力、黑色、非金属矿产、运输仓储与化工是我国碳排放的前五大行业。这也意味着能源资源生产和消费是我国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大能源行业清洁低碳转型力度。2035年清洁能源消费将占据主要地位。

　　近年来，我国能源生产稳定增长、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加快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上升1.0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所占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我国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3.2亿千瓦，同比增长9%。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同比增长29%；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2.9亿千瓦，同比增长24.1%。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风电、光伏和水能利用率分别达到96.9%、97.9%和97.8%左右。到“十四五”末，预计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二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将超过50%。

　　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仍面临诸多难题。天然气产量和消费占比均不及预期。2020年，天然气消费占比8.4%，低于目标占比1.6个百分点；天然气产量1925亿立方米，远低于2200亿立方米的目标值。核电与抽水蓄能发展滞后。能源利用效率降幅低于预期。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比2015年降低12.7%，低于预期目标2.3个百分点。

　　而从当前形势看，“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推动源头降碳。要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推进能源资源全面节约。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扩大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推动政府绿色发展能力建设。要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绿色增长点。